最近有几个消息值得我们深刻探讨和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对外债务、投资、出口这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支柱，也是与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因此更要特别谨慎对待。参考消息于 11 月 27 日报道称，巴西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50亿元贷款协议。据悉，巴西或将以铁矿、大豆等资源来偿还对中国的债务。从巴西的情况来看，其拥有丰富的土地、广阔的市场以及大量资源，这些优势使得中国有理由相信巴西在偿债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日经亚洲》在 11 月 26 日报道，尼泊尔新任总理塔赫纳・夏尔马・奥利决定打破常规，优先出访中国而非印度。日媒解读此举可视为加德满都疏远新德里、亲近中国的具体表现之一。“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外媒披露，尼泊尔可能伺机寻求中国免除其在博克拉国际机场项目上的 2.16 亿美元贷款。然而，机场建成后，尼泊尔却对工程质量提出质疑，甚至要求将贷款转为赠款。尼泊尔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尼泊尔总理表示：“无论自己首先访问哪个国家，尼泊尔都会把国家主权、自由、独立和国民福祉放在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人均 GDP 在亚洲排不上号，农业产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基础薄弱，出口产品单一，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借贷和国际援助。而且，尼泊尔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众多，矿产资源稀缺，又深受印度影响，其偿还债务的能力令人担忧。但债务不能轻易免除，否则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阿根廷米莱政府也决定于2025 年初访问中国。其目的可想而知，尽可能从中国寻求项目、技术或者贷款，至于能否按时归还，则留待下届阿根廷政府考虑吧。2024 年 6 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 2.54 万亿美元，较 2023 年末增加 971 亿美元，增幅为 4%。从形成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银行等部门从境外融资形成的对外债务，与跨境贸易和投资发展直接相关；另一类是外资购买境内债券形成的对外债务，反映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且近年来这已成为我国外债增长的主要渠道。总体来看，我国的外债偿付风险可控。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等四个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另外，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6月末，人民币外债、中长期外债占比分别为49%和44%，较2019年末分别上升13个和3个百分点，外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可控，明显降低。当地时间11月25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 25% 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巧合的是，墨西哥政府日前制定了一项计划，拟从生产链中移除中国产零部件。墨西哥女总统辛鲍姆向媒体表示，中国商品经墨西哥进入美国是错误的，为此她要求这些商品要么在北美生产，要么由墨西哥公司生产。此前，中国针对墨西哥的投资每年都保持正增长，中企在墨西哥建设了多个巨型工厂。11 月 23 日，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兰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和欧盟已就 “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问题基本达成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欧盟对华新能源汽车的制裁即将被取消，接下来只是走流程的问题。欧盟的目的实则是获取中国的技术。11 月 19 日，欧盟两位高级官员表示，欧盟计划让在欧建厂的中企向欧洲本土公司转让电动汽车技术和配套的知识产权，作为 “报酬”，中国可获得欧盟的财政补贴。中方对此，一方面劝说欧盟不要挑起贸易战，另一方面对其加征关税实施精准反制。中方除了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外，还对包括乳制品、猪肉产品、化工产品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的相关措施。欧盟起初以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是中国，因为特朗普提到要对中国加征 60% 的关税。然而没想到的是，特朗普连欧盟也要一并制裁。按照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他上台后将会对来自欧盟的所有产品加征 10%-20% 的关税。因此，在特朗普尚未上台之际，28 个欧盟国家已开始集体转向中国。不过，中国已禁止电动车企对外出售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此外，中国适时降低了光伏、铜材、铝材等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用专家的话说，中国将不再用本国的资金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开始转向内需型经济。但仅做到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由于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变得支离破碎，广大中企应设法提前止损。已知青山集团以 50 亿元的价格卖掉了在阿根廷锂矿项目中的全部股权；中国能源巨头蜂巢停止了德国建厂计划，并关闭了在欧洲的其他业务；比亚迪可能不再寻求在墨西哥建设生产动力电池的巨型工厂。2023 年 1-11 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145.4 亿元，同比增长 18.4％折合 1156.8 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011.7 亿元，同比增长 26.8％折合 285.7 亿美元。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如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国际关系的波动等，可能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较高，持续加息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中国出口面临较大的外需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如关税调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的难度。而且海外账款难以收回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出口商约 30% 普遍面临海外账款无法收回的问题，其中服装、纺织行业出口商首当其冲，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行业也相当普遍。关于加快结构调整与减少出口依赖的建议：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过度依赖出口确实存在诸多风险。世界经济的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主要经济体需求波动等因素，使得出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外需不足时，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冲击。加快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加多元均衡发展，有助于增强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降低外部风险的影响程度。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下，大量资源向出口产业倾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内需市场的充分培育和发展。将更多精力放在挖掘国内消费潜力等方面，能够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更稳固的内需基础之上，减少因外部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波动。过去，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很多产业专注于扩大出口规模，大量生产资源投入到满足国外订单需求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开发、对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相对弱一些，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 GDP 同步发展，甚至出现脱节情况。例如一些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长期以贴牌代工等形式为国外供货，工人工资水平提升幅度有限，国内消费市场也未能充分激活与之相匹配。居民收入与 GDP 发展水平脱节会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不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外部需求，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过去凭借丰富廉价劳动力的 “人口红利” 以及相对低成本的资源优势，中国制造业得以在全球市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占据较大份额。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增大，继续走这种粗放型、以低价优势为主的出口道路难以为继，并且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附加值低，不利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玩具等行业，若一直依赖低成本人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面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企业利润空间也会被不断压缩。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可以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或者通过发放消费券等直接刺激消费的方式，让居民有更多资金和意愿去消费，从而拉动内需。当国内消费市场足够强大时，即便遭遇外贸战，外部出口受阻，国内经济依然可以依靠内需的支撑保持稳定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也就降低了外贸战带来的负面冲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需要精准平衡各方面需求，要确保投入到能切实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领域，并且要避免出现财政资金浪费、低效使用等情况。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能力差异较大，如何制定差异化且公平有效的举措也是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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